上章说到浩成在樊楼成功让包永年等人为大明新朝效力。

浩成回到皇宫，先换了常服，随即来到垂拱殿。只见西凉国特使与首辅范直清已经在殿中等候多时。

浩成坐在龙椅上，两人行礼过后。西凉特使说道：“陛下，臣奉我主之命前来签订新的停战条约。”原来当初西凉国之前与塞尔柱帝国刚刚打完仗，薛罡也只是看大宋内乱，想趁机打一下，没想到潼关宋军凭借人数与地形的优势坚守不出，随后浩成又率兵打入了汴京，西凉国也得知了消息，得知燕王已经成立大明国，再打下去也捞不到好处，随派人前来签约停战条约。

浩成笑道：“尊使，之前你们趁我国内乱，发兵攻打潼关。眼下你们偷鸡不成，蚀把米。看捞不到好处了，就跑来要求停战？想得美，朕正准备兵发西凉国！。”

西凉国使听到此话，吓得立马跪在地上求饶道：“陛下，其实我主攻打潼关实则是为了帮助陛下成立大明国，如果不是我主兵发潼关吸引了大批宋军，陛下也不会如此轻易地拿下汴京，不是嘛！。”

其实西凉国使知道以浩成的性格，一定会出兵。但是由于出发之前，西凉国主薛罡三令五申，不可与大明轻言开战，虽说西凉国与塞尔柱帝国之战，结局是以西凉国胜利而告终，但是毕竟此战西凉军的军力，财力也受到不小的损伤，尚没恢复。

而浩成这边虽然刚刚成立大明，但是国内暗潮汹涌，还是有很多不安定因素，浩成也急需休养生息，培养国家元气，攘外必先安内。刚才浩成之言，也只是吓吓西凉特使，震其胆而已。随即双方最终签订一个停战条约，西凉国与大明国停战三年，无任何赔款。

西凉特使走后，首辅范直清说道：“陛下，臣有一事，希望陛下恩准。”

“说吧，老范，一般你要我恩准的事情，都是让我头疼的事情。”浩成回道。

其实老范是浩成做燕王时就这么称呼属下，毕竟只有关系特好的上下级关系，才这么叫。

范直清说道：“陛下，臣认为让虞允文出任国防部部长甚为不妥！。”浩成回道：“有何不妥，虞允文乃是前朝重臣，能文能武，人品也不差。”

范直清急忙说道：“陛下，正因为虞允文是前朝重臣，才不可不防！虞允文在前朝之时就是工部尚书兼南直隶总督，浙江承宣布政使，统领着近五十万备倭军，如今又位居国防部部长。臣担心如果虞允文，联合宁波府的崇王，起兵造反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！。”

浩成心里知道，“党争”这个东西从宋代就开始特严重，党争，是古代政治中的一个常见现象，历朝历代皆有不同程度的党争。而它们对当时以及后世的影响也各不相同。正所谓孔子有云：“君子群而不党，小人党而不群”。

但历史告诉我们，党争并不是小人的“专利”，君子也会党争。在这一点上，宋代和明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“示范”。宋朝是“废法不废人”，而明朝是“身与名俱灭！可谓党争的最高峰！”。

宋代党争的特点要属“庆历新政”和“王安石变法”。

由于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朝代，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“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”的誓言并刻于碑上。

因此，宋代对知识分子士大夫及其宽容，只要不是罪大恶极，并不会被施以刑罚。

即便是与君主相争，往往也没有性命之虞，最多就是外方到地方，远离朝政。这点从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境遇上体现得最为典型。

而浩成对士大夫不重视，但并不贬低。只不过呢，党争这个东西，用得好就变成了帝王术，皇帝也不希望下面抱成一团，对抗皇权。所以浩成对党争一直是控制着火候，只要不是互相人身攻击，为国事而吵即可。

随即浩成“点了一下”范直清，说道：“老范，你说得，我知道。但是眼下是用人之际，而且虞允文这个人是不会造反，就算要造反，朕也能灭了他！至于崇王，朕这边早就派锦衣卫日夜监视，谅他不敢有异心，朕之所以不杀崇王及前朝宗室，也是给天下人看看，我朝之气度。”

其实历史上凡是能打仗的马上皇帝，一般不大会担心臣子造反，而是担心自己死后，自己的后代皇帝没能力驾驭这些有能力的臣子，所以才会有明太祖朱元璋杀功臣之说，当然明太祖杀功臣，也有功臣自己的确犯了法而死，这里就不细说。

这时，吴瑜带着儿子袁靖进来了。这袁靖是靖难之役时，吴瑜与浩成所生的儿子，浩成为了纪念靖难之役，所以就起名袁靖。范直清见过吴瑜之后，便退下了。

浩成问道：“爱妃，怎么有事吗？。”吴瑜回道：“官家，臣妾带着儿子来看看你丫！谁知道官家在和范大人在议事！。”浩成这时才知道，自从袁靖出生，浩成都没看过，只是出生时，吴瑜派人请浩成赐名，浩成赐名后，便一直没见过袁靖。浩成赶紧走下龙椅，与吴瑜，还有袁靖，有说有笑地逛御花园去了。

一个月后，浩成召集群臣，提议迁都北京。但是众百官却给出了五个方案，分别是汴京，洛阳，长安，南京，北京。

在中国古代史上，有四大古都，分别是长安、洛阳、北京和南京。

在上古时期，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重心位于西北，因而往往都会选择以长安作为首都，洛阳作为东都以控制关东地区。到了唐朝之后，关中地区经济迅速恶化，经济和政治重心不断东移，长安和洛阳就失去了作为首都的优势。两宋时期，北方游牧民族强盛起来，为了同时控制大漠、东北和中原，金朝、元朝选择以北京作为首都。

而长安坐镇西北，洛阳遥控关东。在六朝时期，南京作为首都之所以是短命，主要还是当时南方经济开发不足，地广人稀，没有充足的财力和兵源。然而经过隋唐、两宋的开发，东南地区已经成为了全国的经济中心和文化重心。

此时定都南京并无不妥之初，并且孝宗时期，虞允文就曾经奉孝宗之命修建南京城，巧就巧在虞允文修建南京城的图纸，就是浩成根据后世所记载的明朝南京城的图纸，当初浩成得知虞允文奉命修建南京城，变主动将图纸送给了虞允文，虞允文看了之后觉得甚好，就按照此图设计建造，却不知日后竟是为浩成的大明朝而准备。

而南京靠近大海，适合进行海洋贸易。自唐朝以后，江南经济迅速发展并超过北方，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所在。

位于江南的南京和其上下游的采石、瓜洲一起构成的江防体系是保证南京安全的直接屏障。同时，南京自身的地理条件也十分优越。因此，几乎所有占据中国南方的政权都以南京作为首都。

况且南京地势险要，四周是山，北高南低，易守不易攻。西边有秦淮河入江，沿江多山矶。从西南往东北有石头山、马鞍山、四望山、卢龙山、幕府山，东北有宁镇山脉的最高峰钟山，北边有富贵山、覆舟山，鸡笼山，南边有长命州、张公州、白鹭等沙州形成夹江，这些天然屏障拱卫着南京，使得历代统治者都很看中这块地。

不仅如此，南京还交通便利，东南的太湖平原和钱塘江流域是水资源极为丰富的地方。沿江可上溯到九江、武汉，沿江下行可到松江今上海，加上秦淮河与太湖水系，使得南京四通八达。所以定都南京这个方案就先作为可选方案，放置一旁，这是支持定都南京一派的大臣。

支持定都长安的大臣则认为长安这个地方，够牢固，够坚挺。当年春秋战国的时候，那么多诸侯国，那么多能打的人，最后都给挡在外面，连长安的大门都没摸到。到了汉景帝时期，诸侯王叛乱，这样的事情，又发生了一次。

长安能这么猛，更它的地理优势有很大关系。长安这个地方，由四个关口扼守要塞。这四个关口，分别是潼关、武关、大散关和萧关。个个都是险要关口。以潼关为例，在古代，潼关不仅顶着”天下第一关“的名号，更主要的一点在于，它跟秦岭、禁谷连接起来，又有黄河作为屏障，再加上刻意修建的城池，只允许一辆车经过的宽度。让历代的军事将领面对潼关，都得抓破头皮。

可是问题是定都长安虽然地形占优势，利用西北边疆开拓，但是有两个问题。

第一，关中地区在唐朝就已经显示出其弊端：粮食无法自足，而且长安处于北方风沙十分大水源也是很贫瘠，再加上如果定都长安，那么长安城里面的居民势必会增多，面对众多需要的水和粮食也就非常多，虽然大家很痛恨隋炀帝为什么会修大运河，其实就是为了能够让群里的百姓能够吃饱饭，不过他由于太急功近利，而导致失败了。以前要同时又面临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的两大军事压力，现在西面又多了一个西凉国，可谓三面皆是强敌。

第二，就是长安现在还不在浩成手里，所以就算是定了，也要等以后收复再说。所以定都长安直接给否了。

支持定都洛阳的大臣是因为第一、如果只是比较地理优势，洛阳并不比长安差。如果但从防御的角度来讲，洛阳其实比长安更有优势。

洛阳本身是一个盆地，北枕黄河，隔河遥峙太行、王屋等山，又有北面的邙山作天然屏障;南有险峻的伊阙，再南遥峙熊耳、少室诸山;西控崤、函之险;东扼虎牢、黑石等关;中有土壤肥沃的伊、洛平原，粮食足以自给。故洛阳是一个“控以三河，固以四塞”的形势要地，汉代的张良也曾赞扬过洛阳的地理优势。

而且洛阳地理位置属于易守难攻，要想攻打必须先要通过周围的是城市，但是周围的城市皇帝往往会把守重兵，进行层层防守。

所以，在历朝历代洛阳都是皇帝定都的首选位置。首先最早的夏朝斟鄩，商朝的西毫，西周，东周，西汉初，东汉，曹魏，西晋，北魏迁都洛阳，隋朝建都，唐朝，武周后梁迁都，后唐迁都，后晋等这些朝代在此建都，可见这洛阳是历朝皇帝的钟爱。

可问题是洛阳有一个明显的劣势，那就是它作为一个盆地。如果被包围，很难做长期坚持。因为它地方就这么大，哪怕都用来种粮食，也不足够长期消耗。虽然隋炀帝修建了大运河，专门用来运粮食。但如果大运河被切断，洛阳就可能陷入死地。到时候，就只能等着被包饺子，所以这个方案也给否了。

至于定都汴京的大臣则认为自秦汉以来，全国的政治、军事和经济的中心偏于西北地区。而唐中期以后，受安史之乱的影响，关中地区战乱频发，水利失修，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，进而导致人口衰减，经济衰退。而相比之下，黄河下游城市的经济地位却在逐步提高。

到了宋朝，由于地理和国防的关系，军事和政治重心仍然在西北地区，但是在经济方面，汴京经过五代十国以来的发展，既是南北交通中心，也取代长安、洛阳成为经济的中心。因此，北宋王朝定都于汴京。

北宋初年，不少大臣都曾建议建都长安或洛阳，而宋太祖赵匡胤却决定建都于汴京。这当然是从经济上考虑的，也考虑到粮食运输的问题。